一個由在讀本科生組成的“創新班”,成立才9個月,20多名學生中就有3人在國際權威學術雜志《自然》分刊、《科學》上發表論文,其中有1人是第一作者,年僅20歲(詳見本報12月9日A01版《華工本科生登上國際學術高峰》、12月10日AⅡ01《科學“小牛人”是這樣煉成的》)。

　　這個“創新班”的名字叫“華南理工大學———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基因組科學創新班”。“創新班”的學生都是“神童”,老師都是“魔術師”嗎?還是它有什么別的神奇的地方?如果不是,“創新班”到底有什么與眾不同之處?如果有,“創新班”模式對教育體制改革會否有啟發?這種“看起來很美”的模式能夠復制嗎?……

　　帶著這些疑問,本報專訪了一直參與“創新班”成立和發展的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黨委書記、科教工作負責人楊國華等人。

　　-華南理工大學與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的“創新班”模式

　　按照“2.5+1.5”模式開展基因組科學人才培養,即學生前兩年半在學校完成學業,后一年半在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完成學業。學校根據學生所屬專業本科培養計劃和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的專業培養要求,為學生制訂個性化的人才培養計劃。華大將與有意向的學生簽署預招聘協議,這批學生完成學業后,華大與達到預招聘協議規定要求的學生簽訂勞動合同。

　　-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黨委書記、科教工作負責人楊國華:

　　我們想在這方面做一些有益嘗試

　　“為什么我們的學?？偸桥囵B不出杰出人才?”

　　基因組科學具有前沿性、學科交叉性,對人才培養體制的要求是不一樣的,傳統教育體制已經不能滿足它對人才的要求。所以,我們想把基因組學的教育重心前移到本科階段。

　　創新班學生能力相差不大

　　記者(以下簡稱“記”):羅銳邦是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以下簡稱“華大”)范圍內,第一個在本科階段就在《自然》上作為第一作者發表論文的,金鑫和邵浩靖的研究成果也較早體現出來。這是他們個人條件優于其它同學,還是因為同學參與項目的進展不同?

　　楊國華(以下簡稱“楊”):我認為與項目進展的關系比較大。學生剛剛進入華大的體系,個人還沒能達到怎樣的高度。因為一個項目是華大的科學家根據學科發展、目前研究現狀做出的設計,學生進入后,是根據個人興趣、組長挑選而進入不同的項目,由于項目進展速度不同,或者與外面單位合作的有些項目投入比較大,就走得快一些。

　　其實,進入創新班的這些學生,自身素質和個人能力相差不是太大。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他們沒有創新班這樣的平臺,沒有個性化教育方案的設置,可能也會有不同的成長軌跡。比如說,羅銳邦是個非常聰明、有想法的學生,以他的素質和能力,在華大這個平臺上,他更能找到自己的興趣所在。

　　記:起初,華南理工大學和華大是出于什么考慮成立了基因組科學創新班?為什么挑選本科生而不是研究生進入創新班?

　　楊:華大2007年成立,2008年就與一些學校合作辦學,合作招生的過程中發現研究生考分很高,但實踐中創新能力比較弱。

　　由于華大副院長王俊、科學體系負責人李英睿都是在很年輕甚至本科還沒畢業時就進入基因組研究領域,現在都做得非常優秀。比如王俊就有20多篇發表在《自然》、《科學》上的論文,作為第一作者的就接近10篇,中國科學界可能都沒有一個科學家能靠近這個成就。所以,我們就考慮到人才成長的規律:是不是越早進入這個領域,就會發展得越快越好?

　　與此同時,我們也分析了學科的特點。與傳統學科不同,基因組學具有大工程、大科學性質,像基因組測序平臺都是用工業化、產業化的思路去做科學,傳統教育體制出來的畢業生進來,很不適應海量數據,受已有東西的束縛很大。另外,基因組科學具有前沿性、學科交叉性,對人才培養體制的要求是不一樣的,傳統教育體制已經不能滿足它對人才的要求。所以,我們想把基因組學的教育重心前移到本科階段。

　　在與多家高校的溝通中,我們發現與華南理工大學對人才培養的理念相同,所以“一拍即合”成立了“創新班”。2009年3月,我們首開先河,將基因組學教育移到本科階段,現在證明這條路走對了。
　年輕人在華大有大把機會

　　記:在確立這種“創新班”模式之后,華大用什么指標選擇人才?有什么特殊的培養方式嗎?

　　楊:最硬的指標是學生的創新能力和學習能力,扎實的英語和計算機基礎是前提條件,學習成績只是一個參考。

　　選拔第一屆創新班學生時,我們首先從華南理工大學的生物、計算機、數學、物理等專業挑了15人。從華大挑了一些畢業沒幾年的年輕課題負責人去面試,請大家在一塊聊天,講自己做過的最有成就或最有創意的事情,有針對性地問一些問題。

　　進入華大以后,我們會與華工的教學計劃銜接,為學生安排個性化教學方案,他們的課余時間則主要是在組長的帶領下參與項目?，F在看來,創新班學生的共性是適應環境很快,思維活躍,能提出自己的想法,工作中都很有激情和責任心。

　　我們具有兩個其它機構不可提供的優勢:首先,我們可以為學生提供進一步深造的機會,華大與香港中文大學、丹麥哥本哈根大學建立了合作辦學關系,本科生畢業后可到這些學校讀碩士、博士；第二,我們的基因組學研究水平在世界上非?？壳?亞洲最好,世界前三。這些本科生來到華大后,我們就把他們安排到科研第一線,有組長帶他們、科學家指導他們,很多年輕人就有機會把名字寫在國際權威雜志的論文上。華大員工的平均年齡是25.7歲,年輕人在這里有大把的機會。

　　記:您覺得,創新班這種合作培養模式的成功可以復制嗎?

　　楊:隔行如隔山,別的領域我不好推測。不過,我們與別的高校已有一些合作計劃,目前國內若干所知名高校都表達了合作意向。明年3月,從兩所知名高校中可能選拔一批學生加入“創新班”。

　　華大今年底會有大的發展,實驗、科研和管理用地,以及實驗室資源、項目進展足以支撐創新班的擴大,再來幾十人至100人不會有大的影響。

　　興奮期會很快過去

　　記:最近很多媒體都報道了羅銳邦等人的成就,社會關注度也很大。您覺得社會的關注對華大來說是好事嗎?是否會打擾學生的科研活動?

　　楊:我看好它對華大的積極影響,另外,這可能還會喚醒人們對已有教育的思考。其實,華大領導層也一直在深入思考這種培養模式,也在思考“錢學森之問”———“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我們想在這方面做一些有益的嘗試。

　　華大自身是需要人才的,人才主要靠教育和培養,引進只是輔助手段,我們寧可先做,不爭議,培養需要的人才。如果創新班的模式能對中國教育有一些積極的推動,這是非常好的事。

　　媒體的關注對學生目前的工作可能會有點影響,但不會太大,還是該干什么干什么。華大現在是熱鬧一點,但熱鬧一過,大家馬上進入下一個項目,并不會有很長的興奮期。

　　-深圳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長張祥云:

　　要善于發現“錢學森”,科學指導其成長

　　“一個錢學森抵得過5個師”

　　教育界和社會各界對我們現有的教育體系的反思其實一直都在進行,“錢學森之問”留給人們的思考和熱議就是一個明證。其實,不只是大學階段,從中學階段開始就應該有所調整了。

　　對教育的反思不能總停留在議論階段

　　記者(以下簡稱“記”):在《自然》和《科學》上發表論文對不少教授、博士而言,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為何華南理工大學的幾個在校生在參加與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合作的創新班后,竟然能夠這么快做到?

　　張祥云(以下簡稱“張”):科學研究需要努力和勤奮,但是也需要天賦和機遇,所以我們不能光是質問為什么這么多教授、學者都沒能夠在《自然》等雜志上發表論文,而偏偏幾個學生就做到了。

　　我們要關注其背后更深層次的原因:一個是我們的教育體制,如果我們能夠形成一個提倡“創新教育”和“創業教育”人才培養體系,能夠創造一個有利于大學生成長,有利于他們形成創造性思維的環境,將來出現再多的在《自然》等雜志上發表論文的學生都不足為怪了。

　　第二,在科學研究領域,“英雄出少年”其實并不少見。有科學研究發現,一個人創造力最為旺盛的年齡段是在20歲—30歲之間。日本一項統計表明,在自然科學領域,創造力的頂峰出現在37歲左右,科學發展史上一些比較重大的科研成果都出于研究者37歲之前,20多歲就開始出現并形成。但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不一樣,創造力最為旺盛的是在55歲左右。因此,我們在人才的培養上,應該注意到這一點,區別對待。

　　記:羅銳邦等人的成功,對我們的研究和人才培養模式可以提供什么樣的反思?

　　張:教育界和社會各界對我們現有的教育體系的反思其實一直都在進行,“錢學森之問”留給人們的思考和熱議就是一個明證。

　　其實,不只是大學階段,從中學階段開始就應該有所調整了。華南理工大學和華大的成功給我們傳達這樣一些信息:一是我們對待教育的反思不能夠總是一直停留在一個議論的階段,應該付諸實踐,進行一些創新性的探索。華南理工大學想到了,也堅持著力去做了,才終于有所收獲；二是在高等教育普及的過程中,大學更應該重視一些精英類人才的培養,為一些相對突出、天才型的學生制定特殊課程和培養計劃。

　　“一個錢學森抵得過5個師”,我們應該善于發現“錢學森”,并為其成長提供更為科學的指導。
高校應主動與企業、社會開展互動

　　記:在人才培養上,華南理工大學與華大基因研究院采取的是聯合成立“創新班”模式,讓學生能夠在學校和科研機構進行參與實踐與研發。您覺得這樣一種人才培養模式有何特殊之處?

　　張:高校和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聯合培養人才的模式很久以前就出現了,這其實也是全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的一種潮流:從傳統的大學教育走向創新型教育和創業型教育,打造創新型和創業型大學。華工與華大的成功并不是一個偶然,只是他們找對了路子,并且能夠堅持下來。

　　記:深圳的大學科研和北京、上海等地相比處于劣勢,在創新性和創業型人才的培養上如何保持自己的競爭力呢?

　　張:創新和創業是緊密結合的,沒有創新成果,創業也是無源之水。2007年的一份調查顯示,美國大學生畢業后自主創業的比例達20%—30%,而我們國家當年畢業的400多萬大學生中,選擇創業的僅占0.26%。而來自2005年的一份統計也顯示,在我國現有的創業者中,高中和高中學歷以下的創業者人數是大學以上畢業生人數的23倍多,這說明我們的創業是屬于生存性創業,技術含量并不高,這對我們的高校教育也是一個不小的觸動和啟發。

　　深圳在創新領域以4個90%為人稱道,即90%以上研發機構設立在企業、90%以上研發人員集中在企業、90%以上研發資金來源于企業、90%以上職務發明專利出自于企業。這是深圳的特色,但其實也是深圳高校創新后勁不足的一個表征。

　　深圳的企業創新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高校的創新仍有待提升,我們的大學一直沒有成為一個充分的開放型機構,讓學校的研究能夠和企業的科研機構更為緊密地結合起來,讓華為、中興的科研團隊,讓各大金融機構的投資人才成為大學的“智庫”。在這過程中,高校應該更為主動與企業、社會開展互動,只有這樣,高校教育發展和城市創新才能夠保持永久的活力。